摘要：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是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立足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视野，系统阐述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若干标识性概念：从发展道路高度阐述乡村振兴的历史方位，体系化学理化阐述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立足健全长效机制阐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体系化总结提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路径，从外在帮扶与内生发展结合维度构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体系，坚持党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化。六大标识性概念构成层级清晰的理论矩阵，为乡村振兴自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从概念集群到理论范式的跃升，对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乡村全面振兴；标识性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工作，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论断。加快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进程中，建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回应中国乡村发展实践的理论诉求，也是彰显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独特逻辑的必然之举。本文在全面分析建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与框架的基础上，系统阐述若干标识性概念，以期为形成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为指引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必要支撑，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政策工具。
一
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知识体系具有全局性基础地位。
（一）本体诉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乡村全面振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其知识体系天然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深刻影响着国家整体发展路径。
一方面，乡村全面振兴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实践。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多元的乡村人口和地域。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发展经验无法简单套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基于对中国乡村历史传统、现实结构、文化脉络、发展阶段、制度环境的深刻理解和本土实践。中国的乡村全面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强调共同富裕、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农民主体地位、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等。这些根本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发展路径和知识体系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丰富且独特的实践经验，这些实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最宝贵的源泉。
另一方面，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是突破西方话语、贡献中国智慧的关键领域。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城市化理论、乡村发展理论等，多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往往带有线性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力图避免大规模乡村凋敝，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本身就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重大挑战和创新。中国在脱贫攻坚、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融合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和理论总结，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乡村发展、贫困治理、城乡失衡等普遍性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价值旨归：阐释并指导中国特色乡村振兴实践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推动了以欧陆和美国为中心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代表西方文明的知识和话语实际上显然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在中国，不了解乡村、不理解农民，就无法读懂中国。近代以来，思想和实践领域的先驱纷纷将理解乡村、改造乡村作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效尝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经济快速增长、农民进步、农村繁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为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交相辉映、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城乡共同富裕也必然遵循植根中国乡土，从而连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合中国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期盼的发展路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更加成熟、自信阶段的必然选择，昭示着后发现代化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一般规律，展现出人类现代文明多元形态的中国样式。由此，建构契合、阐释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振兴的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是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文化自觉的体现，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内在要求。这必然体现在以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也因此必然促进契合中国全面乡村振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萌发、发展、成熟，为更好理解中国乡村、中国农民，理解乡村全面振兴，进而理解中国提供系统的理论体系。
（三）方法指导：理论创新与实践互动的知识生产
中国自主的乡村振兴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是更好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形成既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一般规律，又具有独特特征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和经验建构中国自主的乡村振兴学知识体系，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正确方向。二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重要论述作为中国自主的乡村全面振兴知识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把其蕴含的原创性、时代性的重要论述、重大命题、重要概念，作为乡村振兴知识体系建构的动力源泉和重要理论基础。三要把“两个结合”作为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努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中华民族在乡村发展领域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农耕文明相结合，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逐步建构和发展更具中国特色、更有生命活力的乡村振兴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四要坚持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乡村振兴知识体系，应以各地正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为中心，深入研究世界和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围绕我国乡村发展中面临的诸多规律性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构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为乡村全面振兴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并持续提升这一理论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五要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所特有的学术术语、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言说体系的影响力、传播力。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展现中国乡村振兴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范，积极探索构建中国在乡村减贫及发展领域的话语叙事体系。
二
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在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标识性概念兼具理论突破与实践导航的双重意义，作为理论—实践的转译机制，既生成解释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元理论工具，亦成为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文化符号，最终实现知识生产从“经验移植”到“范式输出”的根本性跃迁。
（一）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全面振兴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是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这一概念锚定了乡村振兴实践的历史坐标与制度内核，将城乡融合、“五大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本土命题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框架，确立乡村振兴知识生产的理论边界和历史方位。它通过“道路－制度－文化”的复合叙事，超越西方线性发展观与碎片化政策工具，为解析中国乡村变革的复合动力机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本体论框架。
中国特色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全面振兴道路，实际上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指引，以农业高质高效发展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乡村宜居宜业建设为中心推进农村现代化、以农民富裕富足为目标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三个现代化”发展目标、进程及成效、实现路径、时代意义等要素组合呈现的乡村发展形态。
中国特色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是高质量发展之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创新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时代体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助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全民性、全面性、共建性和共享性，更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从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全面振兴实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需要具备中国式现代化视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维，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是共同富裕之路。乡村全面振兴是持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也是缩小发展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更是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和光明前景的重要彰显。
（二）学理表达：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是构成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枢纽，成为从经验层跃升至理论层的关键转译机制，其理论化程度直接决定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对复杂国情问题的解析力与预见性。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并最终呈现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目标中。这些重要论述根植于习近平总书记深切的“三农”情怀，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农村工作最新理论成果。建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最核心的前沿问题，需要从这些重要论述所蕴含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理论品格中，持续推进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学理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决“三农”问题百年成就及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从战略定位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从目标要求看，乡村全面振兴就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发展前提看，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只有乡村产业发展壮大，实现产业兴旺，乡村才能真正实现振兴。从振兴基础看，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整体布局中具有关键地位，要通过培养人才队伍，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和保障。从紧迫任务看，要促进乡村文化兴盛，着力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的新气象。从内在要求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建设美丽生态宜居和美乡村。从根本保障看，需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从关键环节看，必须坚持法治为纲、德治为魂、自治为本，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从兜底性保障看，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从必然路径看，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只有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五大振兴”，才能完整地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和推进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全面振兴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凝聚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反映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
（三）方法引领：“千万工程”经验机制常态化
2024年和2025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为方法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千万工程”是基于中国农村实际探索出的特色发展路径，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本土创新。“千万工程”经验的机制化探索，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实践道路的生动注脚，为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本土案例和实践基础。
“千万工程”的起源与背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是党初心使命的时代呈现，开启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先行探索，展现了生态文明思想在乡村的生动实践，形成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成为彰显我国制度优越性的有力佐证。“千万工程”改变的不仅是乡村的人居环境，而且还触及了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乡村的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以及城乡关系，是乡村全面振兴成功路径的全面展示，也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千万工程”蕴含的行之有效、可供各地结合实际借鉴的工作方法，探索形成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其作用机理和实践逻辑呈现为多样化、常态化、立体式的推进机制。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综合涵摄了以下具体机制。一是健全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机制。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县党组织的“一线总指挥”作用，发挥乡镇党组织的具体组织实施功能，把村党组织建设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不断激发农村党员投身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健全确保农民主体地位机制。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健全乡村全面振兴为了农民群众、乡村全面振兴依靠农民群众、乡村全面振兴成果由农民群众共享的运行机制，才能使乡村全面振兴有稳定稳固的内生动力，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健全融合发展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培育新型产业融合主体，提高融合主体跨界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实现要素的合理利用；大力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加强产业发展的系统性和产业间的协调性。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跳出一域看全局，更加深入推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互惠、协调发展。建立健全以县域为载体、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以乡村为基点的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实现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城乡要素双向进出、市场有序畅通，进而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中联通、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四）关键路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体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体化正是中国将脱贫攻坚的“攻坚战”转化为乡村振兴“持久战”的智慧结晶，亦是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建构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就是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回答好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是怎样实现的。
具体来说，一是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充分认识到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的坚实基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具有多重历史必然性，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汲取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夯实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思想基础，做好过渡期内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要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地方政府重粮抓粮积极性，夯实各级党政机关确保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二是着力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建设水平和治理水平。聚焦产业提升乡村发展水平。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产业振兴，多次就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如何振兴等一系列问题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做强现代特色种养业，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产业园区，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推动脱贫地区帮扶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其次，积极稳妥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乡村建设是农村居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完善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基础上，还应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思路与路径创新。再次，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完善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健全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创新治理方式与手段并完善乡村多元共治的协同推进机制。
（五）驱动力量：外在帮扶与内生发展协同化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凝聚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凝聚外在帮扶动力，更需着力培育农村地区和群众的内生动力，共同组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驱动力量。这一内在逻辑严密、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体系重构了乡村发展的动力哲学，打破了西方传统发展理论“外部援助—自主发展”的二元对立论，破解了乡村振兴的可持续难题，构建了“输血－造血－活血”长效发展机制，是建构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
一方面，外在帮扶动力凝结着巨大振兴合力。外在帮扶动力是跨区域要素配置形成的乡村全面振兴牵引力。国家当前开展的乡村全面振兴协作发展实践生动诠释了这一规律。一是东西部协作实践以产业协作夯实农民增收基础，以劳务协作确保稳岗就业，以拓宽平台促进消费帮扶为创新举措，以动员社会力量强化人才支援为重要手段，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优化东西部协作机制和措施体系，不断增强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支撑。二是定点帮扶。开展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平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也是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继续做好定点帮扶工作的要求，将帮扶工作重心逐渐转移聚焦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注重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动力的激发上，帮扶工作方式拓展到县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诸多方面。三是“万企兴万村”行动。通过构建“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融合模式，引导壮大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的优势特色产业，提升联农带农效应。四是驻村帮扶。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指出，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持续优化帮扶干部结构和驻村帮扶工作激励机制，持续建立健全驻村帮扶协调机制，持续优化驻村帮扶成效评估办法。
另一方面，内生发展动力有效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内生发展动力是发展主体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能力条件，通过观念认知革新、实践能力提升与制度环境优化形成的自主发展动能，具有主体性（农民主体地位）、可持续性（自我造血能力）、在地性（根植本土资源）三大特征。各地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发内生发展动力重要论述为指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决策部署，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着力激发广大农民内生发展动力，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升广大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激发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新活力。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立健全以县域为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活力。与此同时，始终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动摇，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基层党组织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六）保障体系：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制度化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强调“三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牢牢掌握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权，形成了党管农村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政治要求，为新时代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体系保障。从乡村全面振兴理论看，坚持党对乡村振兴的集中统一领导，既破解了“政策空转”的普适难题，又提供了“政党引领-基层活力”的平衡范式，实现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乡村振兴实践的深度耦合，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理论范式的创新，也是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识。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其制度化过程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夯实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全面领导的思想基础。从理论维度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党的初心决定了全面领导乡村振兴是党的重要使命，党坚持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中发挥整合性作用。［８］党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有坚实的能力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具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群众认同、政治认同和组织认同”的优势，拥有领导农村集体经济的最佳组织和人才。从历史发展看，“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从实践维度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我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有效的实质性进展的内在要求。从现实可能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全面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健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省、市、县、乡四级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包括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抓乡村振兴是落实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全面领导的关键和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完善“三农”工作体制机制，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任制，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明确主攻方向，扎实组织推动。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有效机制。从具体举措上看，一方面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思想认识。这是党的初心和宗旨的坚守，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体现，是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载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从2018年起，党中央、国务院每年都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对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进行部署，形成了系统化、逐年递进的政策体系。此外，强化优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形成了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的工作机制和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的工作机制。
三
构建中国乡村振兴的自主知识体系：可能与可为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特色乡村全面振兴道路实践正催生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以六大标识性概念为理论支柱，通过学术体系化凝练、学科制度化整合、话语范式化传播，展现出从实践智慧升华为理论范式的历史必然。
（一）理论可能：标识性概念的三重体系建构
其一，六大标识性概念构成层级清晰的理论矩阵，为乡村全面振兴自主学术体系建构提供了从概念集群到理论范式的跃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全面振兴道路”明晰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属性与发展方向，区别于西方乡村发展路径，其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乡村实际的深度融合，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贯穿乡村发展研究，为解析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优势、价值旨归提供元理论框架，使学术探讨始终锚定“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等核心命题，构建起具有中国政治哲学底色的乡村发展学术话语根基。“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化”作为学理论述标识，是学术体系深化的关键，它打破传统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研究的碎片化状态，以系统思维整合农业产业升级、农村治理现代化、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等多维度研究，构建起涵盖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对农业农村发展规律的认知从经验描述迈向学理化阐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研究向纵深的学术化发展。“‘千万工程’经验机制常态化”的方法引领，为学术研究提供实践导向的方法论，其将基层探索的乡村建设经验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为学术研究提供从实践中萃取理论、以理论反哺实践的范例，拓展学术研究的实践方法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体化”的关键路径，从发展连续性角度，串联起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学术研究脉络，使贫困治理、发展转型等研究形成有机整体，丰富学术体系的实践关联维度，推动学术研究贴近乡村发展现实进程。“外在帮扶与内生动力协同化”的驱动力量标识，聚焦乡村发展动力机制的学术解析，探究外力输入与内力激活的耦合逻辑，为学术体系补充发展动力研究维度。“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制度化”的保障体系，从政治领导机制层面，阐释乡村全面振兴的组织保障与制度支撑，为学术研究提供政治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切入点。
其二，六大标识性概念天然具备多学科融合特质，为乡村全面振兴自主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融合和重塑的可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标识性概念深度关联了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这种跨学科关联，为乡村全面振兴学科体系构建提供底层逻辑，推动传统学科在乡村全面振兴命题下交叉融合，重塑学科研究边界，催生乡村全面振兴特色交叉学科生长点，丰富了学科体系的乡村振兴研究维度。以标识性概念为指引，乡村全面振兴学科体系构建注重本土化重塑，立足中国乡村实际，如挖掘“千万工程”“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等本土实践中的学科理论元素，在农业经济学科中融入中国特色农业产业现代化路径研究，在农村社会学学科里嵌入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与运行机制探讨。这些使学科体系构建深深扎根中国乡村土壤，形成具有本土解释力、实践指导性的乡村全面振兴学科知识架构，服务于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
其三，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概念赋予自主话语体系中国叙事和全球传播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全面振兴道路”彰显政治话语的自主性，诠释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选择；“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化”构建学术话语的自主性，用中国实践提炼的理论阐释乡村发展；“千万工程”经验等则从实践话语层面，以中国乡村建设故事传递发展智慧。这些概念从不同维度，打破西方乡村发展话语垄断，生成基于中国实践、体现中国智慧的自主话语，构建起乡村全面振兴话语体系的“中国表达”，让世界理解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独特逻辑；在话语传播上，标识性概念为讲好中国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提供素材。如通过学术交流、政策解读、案例推广等方式，将“外在帮扶与内生动力协同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体化”等实践逻辑，转化为国际可理解的发展话语，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成效与理论创新。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国际合作项目等渠道，传播中国乡村振兴自主话语，提升中国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国际话语场的话语权，为全球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二）实践路径：可为的多维探索
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哲学在乡村场域的理论结晶。六大标识性概念既是对“乡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本体论回应，亦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关键注脚，其支撑建构的学术体系赋予实践以思想深度，学科体系沉淀为交叉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极，话语体系则将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智慧——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深刻的历史意义。未来，从乡村全面振兴标识性概念上升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仍须多维着力，持续深化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一是加强乡村全面振兴实践创新的系统总结研究。从政治维度，以实践创新阐释中国特色乡村全面振兴发展道路；从理论维度，为党的理论创新作出乡村全面振兴领域的理论贡献；从发展维度，全面总结各地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千万工程”；从现代化维度，探索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协同模式路径；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维度，展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
二是加强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前沿问题阐释。进一步增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机制研究，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增强关于“两确保、三提升、两强化”“两持续、四着力”的理论阐释，进一步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新产业新业态、农民增收、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世界意义等政策话语的学术转化。
三是多元主体协同创设乡村全面振兴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环境。通过建立一批研究院、设立专家库、持续发布研究课题、举办系列学术会议、设立研究基金等举措，不断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学科的建构与发展，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知识体系的国际交流，推进务实合作，形成“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联合政府部门、高校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搭建乡村全面振兴知识共享平台，整合政策解读、技术成果、实践案例等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促进知识高效流通。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智慧研究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中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为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实证支撑。同时，鼓励各地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差异化的乡村振兴模式，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本土化知识成果。通过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知识体系的创新性、实用性和影响力进行评价，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反馈中持续迭代完善，为全球乡村振兴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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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承伟（1965—），广西灵山人，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志》编写组组长，主要研究方向：反贫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来源：江淮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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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张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