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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是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平台经济背景下，民生司法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市场价值超10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达到26家，总市值1.9万亿美元。平台经济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过8400万，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202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15.2万亿元，连续12年位居全球网络零售市场之首。平台经济在稳就业、扩内需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创新司法理念，既依法保障劳动者、消费者等民生权益，又依法维护平台企业权益、促推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守住科技伦理和安全底线，实现两者互促共进？
近五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超过40万件，主要涉及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者受到损害、劳动者致人损害等案件类型。近五年，全国法院受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和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增长两倍以上，涉及食品安全、在线预订、直播打赏等领域。近三年，全国法院受理涉“算法”民事案件逐年增长，典型场景包括“大数据杀熟”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对于涌入法院的大量涉平台经济新类型案件，有的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法官如何裁判，如何统一法律适用，妥善处理个案，逐步完善类案裁判标准，合理分配平台主体法律责任，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劳动者和消费者是平台经济领域两大关键主体，算法是平台经济高质效运行的核心技术手段。笔者以为，面对上述挑战，应有效加强案例引领，有序提出司法规制，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应对：
第一方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平台用工在管理方式、工作时间、报酬支付等方面都呈现灵活性、多元性、技术性特点，司法如何规范和发展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首次确立“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认定标准，这个标准经过实践检验、凝聚广泛共识，蕴含两层意思：一是根据用工事实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而不是根据用人单位借以免责的承揽合同、合作协议、注册个体工商户等形式外观。二是以支配性劳动管理作为核心评判标准。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交易或提供服务的价格等因素，作出最终判定。
劳动者受到损害如何救济？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目前没有明确法律依据，针对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案例，其中“冯某诉某物业公司身体权纠纷案”明确，参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劳动者，执行工作任务遭受损害，经有关部门认定构成职业伤害的，依法享受职业伤害保障待遇；如果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劳动者同时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案例已同时入库。
劳动者致人损害责任如何承担？这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典型案例中，“陈某诉张某、某物流公司、某保险公司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明确，保险法规定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受害方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条件已成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保险公司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保险赔偿金不足部分，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请求指派工作任务的企业而不是劳动者个人承担侵权责任。鼓励企业通过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等财产保险分担责任，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
第二方面，充分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推动提升平台消费创造能力。网络消费者事关平台经济领域的内生驱动力。网络消费者除享有传统消费者权益保护外，还依法享有符合互联网平台消费特点的权益保护，通过司法裁判引领，鼓励合法消费，推动提升平台的消费创造能力。
为了保护网络消费者权益，维护网络消费秩序，促进平台经济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制发《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问题为导向，已作出部分回应：例如，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中有“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符合约定”等内容的，依法认定无效。餐饮服务提供者没有任何餐饮卫生资格证，利用外卖平台审核漏洞违法经营的，外卖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消费方面还有一些新问题，在法答网上也有反映。例如，“在线预订”案件中，出现消费者“到店无房”现象，线上、线下服务商如何担责？笔者认为，预订失败的，由线上服务商承担责任；完成预订义务存在线下服务违约的，原则上由线下服务商承担责任。又如，“直播打赏”案件中，未成年人打赏、夫妻一方大额打赏等行为效力如何认定？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的，依法认定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的，结合个案，根据年龄、智力水平、打赏金额等因素综合认定。夫妻一方实施大额打赏，违背公序良俗的，依法认定无效。
第三方面，稳妥有序推进平台企业算法审查，促推算法合法、向善、为民。平台通过算法调度管理劳动者，通过算法推荐引导消费者，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力、经济驱动力，深刻影响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例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就是一个典型。“最严算法”最大限度压缩送餐时间，迫使骑手“争分夺秒”，挤出来的时间标准又成为新的算法设定依据，导致超速、逆行、闯红灯司空见惯。有关数据显示，近段时间上海市快递外卖行业平均每天交通违法超2300 起；有责交通事故中，骑手负主要责任的占比很高。毫无疑问，劳动管理算法优化资源配置，产生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对劳动权益保障和社会管理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推动形成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法律秩序，促推算法合法、向善、为民，笔者认为，算法司法审查的基本思路是：效力判断上，算法规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算法内容应当具有可解释性、公开透明，保障相对人知情权；违法或不公正的算法规则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举证责任分配上，算法技术掌控方应负有更重的举证责任。受害人有初步证据证明算法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或者其他违背公序良俗情形的，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算法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关于为稳定就业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八条专门就劳动管理算法审查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我国首个涉及算法司法审查的司法文件。算法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工具，能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因此，司法审查还要秉持包容开放的容错态度，避免个案裁判不当阻碍产业发展，通过做深做实定分止争，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履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算法多元共治局面，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从长远发展看，人民法院处理平台经济相关案件、制定司法政策要胸怀“国之大者”，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妥善处理企业活力与经济秩序、创新发展与风险规范、平等保护与平衡保障的关系，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司法力量！
来源：人民法院报·2版
作者：危浪平（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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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孟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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